您现在的位置:首页> 详细内容煤矿之后该何处落脚 走了能干什么?

从山东邹城市区向西北行驶12公里,平坦的道路开始有些颠簸,两侧的风景从绿油油的农田变成一座连一座的煤山,轰隆隆的运煤车不时从身边经过,留下一片暗沉,扬尘让人看不见前面的路。这里是兖矿集团鲍店煤矿,一座30年的老矿厂。

俞学恭一家三代都是煤矿工人,按他的算法,家里17口人有15口人在矿上工作。这个曾给他们带来无限荣耀和富足生活的行业,如今却像重霾之中呼吸的人们,期盼着明天澄澈透明的好天气。

有矿才有了这一家子

“1986年6月10日,鲍店煤矿正式投产,我们第一个月按期完成任务、安全无事故。”俞学恭80岁了,说起30年前鲍店煤矿刚投产时的情景,神采飞扬。他是鲍店煤矿第一批煤矿工人,1984年从滕州老家来到鲍店煤矿援建,从此在这片煤土地上扎下根。“当时的鲍店煤矿是还未开采的新矿,我们既当矿工,建井道、装设备,又当瓦工,建厂区、宿舍区,在地上和地下同时开荒掘进。”

俞学恭的家就是当时第一批矿工盖得家属楼,一排连着一排,保留了上世纪80年代国企家属院的典型风格。从矿上退休的老人们三五成群的下着象棋,天真的孩子在有着巨大树冠的法桐下嬉戏,与市区繁华热闹的气氛不同,这里舒适而安静。超市、饭店、银行、医院一应俱全,两万多个矿工家庭充实了这座“矿内城”,而他们与外面相隔的就是这一座座煤山。

1989年俞学恭分到了职工福利房,把妻子和三个儿子从老家接来,一家人从小平房住进了70多平方的大楼房,农业户口也转成非农户口。“鲍店煤矿给了我们这一大家子,有矿才有了我们的家。”俞学恭说话时已经少有滕州口音,按照老家只算男不算女的传统,他家有17口人,15口都在矿上工作,这其中就包括3个儿子和3个孙子。2000年,俞学恭搬进了三室一厅的矿区新家,把黑白小电视换成了29寸的大彩电,老桌椅换成了全新的八仙桌和联邦椅,还添置了一台非常稀罕的立式格兰仕空调。“那时候能买上空调的,除了矿工家庭就是经商的暴发户,普通家庭有彩电的都不多。”俞学恭有些耳背,和人聊天时要靠助听器才听得清。他坐在联邦椅上,看着已经发黄的空调,眼神里仍透出一丝优越感。

当上矿工就等于吃上了公家饭

俞学恭一家是鲍店煤矿为数不多的三代矿工家庭。上世纪90年代,煤矿行业一片红火。鲍店煤矿不断扩大生产面,新建矿井大量招聘大量工人,本单位职工子女优先录用,俞学恭的三个儿子都在矿上上了班。

俞登宽是俞学恭最小的儿子,进煤矿工作是他从少年时期就定下的目标。“当上矿工那就了不得了,等于吃上公家饭了,吃住都是公家的,就不用愁咯。”俞登宽说,在他年少时的概念里,长大后除了干工就是在老家种地,老家人都羡慕父亲能在矿上干工,但这座矿城并非谁都能进来,他一定要努力成为矿工。

第一次下井的经历让俞登宽至今难忘。23岁的他第一次穿上矿工工作服、带上安全帽、背上矿灯,与工友下到430米的井下,走进设想过无数遍的黑咕隆咚的井道……虽然气压变化使他呼吸不适,仍挡不住他的兴奋,“像初生的小牛犊一样有干劲儿。”

那时候老采煤工一个月能拿到400元钱,“10块钱的大团结拿在手里厚厚一沓。”俞登宽羡慕的心痒痒,便卯足了干劲儿,很快他也领到了高工钱,工作一年后跟同为矿工子女的褚延琴结了婚。“那时候太好找媳妇了,矿里矿外的都是争着给介绍。”俞登宽和两个哥哥都在矿区成了家,一大家人基本都是煤矿双职工,“男的在井下出力干活,女的在锅炉房等后勤部门赚钱,腰包越来越鼓。”

后来,俞登宽同两个哥哥都分到了50多平方的职工福利房,各自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日子。“那时候日子过得好啊,工资高待遇好,厂里还经常发米面油、小家电,家家户户都通纯净水,用水用电都不花钱。”俞登宽说,2000年之前矿上流行“十个10”,每到春节前都会发10斤油、10斤肉、10斤带鱼……不愁吃穿还有结余。2001年之后,煤矿效益越来越好,矿上不再发十个10的福利品,而是直接变现加发奖金,俞登宽和妻子的工资也翻倍增加。2008年前后俞登宽一个月能领到5000多元,两口子加起来能有8000元,还有的采煤工自己就能领到八九千。

“当时煤矿越干越带劲啊。” 俞登宽说,2008年他们花6万多元买了辆车,开在路上觉得很拉风,“整个小区有车的家庭都很少”。

养花打发生活成为俞学恭夫妇的一种习惯。

大姑娘都不愿意嫁矿工了

2011年,由于供过于求,煤炭行业步入萧条期。经历过煤炭“黄金十年”的俞登宽,最直接的感受是兜里的钱少了。“2012年年底奖金没了,之后三年工资从5000多降到3000多元,媳妇在后勤部门,工资也降了一半,现在领不到2000元。”俞登宽说,比起工资的减少,最让他担忧的是同在煤矿工作的儿子。

俞长儒24岁了,他的很多同龄人刚刚大学毕业开始找工作,而他已经在井下干了五年的掘进工。2011年他高中毕业时,正好赶上鲍店煤矿三年一次的大招工,这也是矿上最后一次招收最低学历为高中的招工。

从小玩着煤土长大的俞长儒试着考了一下,顺利考进掘进班,而他当时也被一所职业学校的采煤专业录取。“学了采煤专业,毕业了还是回到矿上,当时觉得还不如直接就去矿上上班,家里也比较支持在矿上学技术。”俞长儒所在的掘进班,是最苦最脏最累的一线工种,矿工们在矿道的最前端打洞、探路,被各种煤尘、煤灰包围着。从19岁干到24岁,俞长儒拿到的工资却从当时的1万元降到现在的5000元,“钱少了,活还是照样干,”俞长儒觉得自己没摊上好时候。尽管如此,俞长儒并不后悔当时的选择,“很多同学毕业都还没找到工作,现在都不包分配了,外面的岗位也需要像我们这样有经验的技术工,我们毕竟是在国企,老百姓对国企铁饭碗都还是很放心的。”从小在矿区长大的俞长儒,说话的语气和矿外的90后有很大不同,包分配、技术工、铁饭碗,这些父辈的专用词儿,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。 儿子性格内敛,很少在家抱怨,偶尔忍不住发几句牢骚,俞登宽听在心里,很不是滋味。

儿子已经到了适婚年龄,俞登宽有些着急,想让儿子快点娶媳妇。但儿子相亲见了几个女孩都没有成,这让俞登宽很忧虑。为了给孩子增加砝码,年前他们在邹城市区给儿子买了套房子,123平米,65万。夫妻俩拿出所有积蓄,给孩子付了20万首付。“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,大姑娘都不愿意嫁矿工了。”俞老爷子念叨着。

走了能干什么呢?

工资的下降让俞登宽一家开始盘算着过日子。“原来花钱大手大脚,买衣服什么的都不疼乎钱。”褚延琴说,工资下降后家里很不适应,柴米油盐都要算计,有时也为花钱的事吵嘴,这在以前几乎没有过。

“以前工资高,下班之后经常吆喝着去饭店,今天你请,明天我请,一个月怎么也得有个5、6次,日子过得很潇洒。”俞登宽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,工友们不再吆喝着一起吃饭,张罗请客的工友越来越少。

工友闲谈或是家庭聚会时,大家谈论的话题也发生变化。从之前讨论谁的奖金高、领的工资高,到现在变成了讨论谁内退了,谁又出去做生意了。这两三年,陆续开始有人从这座矿城里走出去,进来的人则越来越少。俞登宽从没想过离开矿区,也没想过让儿子离开矿区,“走了能干什么呢?”俞登宽说不清楚,“我们老辈儿就干这个,我算是子承父业,我的儿子又子承父业。矿山就是我们的靠山,没有煤矿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家。”说这话时,48岁的俞登宽竟湿了眼眶。

矿上鼓励职工内退,俞老爷子眉头紧皱。“在井下作业,相当于四块石头夹着一块肉,需要很娴熟的经验,半点都马虎不得。”他担心如果中年职工大量内退,一些年轻人把控不了生产细节,没有那么多经验铺路,会出现安全疏漏。

听说五一之后要从后勤部门施行轮岗,上一个月休一个月,俞登宽不知道,如果妻子赶上轮岗,那休息的一个月她要去做什么,他更不知道,万一哪天他也要轮岗,他该去干些什么。

想不出答案,俞登宽依然每天早上6点半从家中出门,在430米深的井下作业6、7个小时,熟练的检修机电设备。地下矿井是他工作26年来最熟悉的地方,半封闭的矿城是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,跟不上城外世界的节奏,选择与鲍店煤矿荣辱与共是他唯一的选择。俞登宽知道,近三年减薪的阵痛可能只是煤炭行业转型的开始,轮岗、内退、裁员等更多减员增效的措施即将像台风一样横扫而来,但他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经受得住。

“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,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”。俞登宽说,正如诗歌里写的一样,他深爱着这片煤土地,自己不想离开也更不想让孩子远走。所以他们只能选择与煤矿风雨同舟,在瑟瑟寒风中等待着春天。